人类居住的地球，球龄大约有46亿年了，地球上的生命可能起源于32亿年以前。人类从茹毛饮血、使用石器到制造原子弹和人造卫星，却只经历了200万～300万年。至于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，一般认为有5000年。但是，1987年贾湖遗址出土的甲骨，距今9000年，说明中国“伏羲时代”(B．C．7724～B．C．5008年)已有了文字。真菌生物可称为是地球上的古老生物谱系，随着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新方法的涌现，重新研究阐明老的各个类群的馆藏和新鲜标本，并参照新近得到的化石标本，提供增添了一大批有益的知识。例如，在中生代的三叠纪(Triassic period)(距今2．4亿～2．0亿年)，在白腐木内发现锁状联合菌丝和内囊霉目等(Stubblefield et a1．，1987；Taylor，1994)；在古生代的泥盆纪(Devonian period)和志留纪(Silurian period)已有子囊菌和担子菌存在的证据(Sherwood．Pike&Gray，1985；Stubblefield&Taylor，1985；Simon et a1．，1993)。
古菌物学时期(B．C．5000～A．D．1910年)
泱泱大中华，悠悠五千年。幅员辽阔，山河秀丽。物阜民丰，人杰地灵，乃旷世文明古国。从远古到明朝的四千多年间，我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前列，菌物学也不例外。我国无疑是利用真菌地域最广、时间最长的国家，在食品、医药、酿造等方面我国很早就知道利用真菌。早在新石器时代(B．C．3000～B．C．1200年)我国就有发酵酿酒，黄帝(B．C．2550)与岐伯讨论醪醴之事。往后各朝各代对菌物的应用都有繁简不同的记载或描述，如东汉末的《神农本草经》(B．C．200～B．C．102)中载有真菌药物12种，根据其形态、色泽、功能等进行分类，并分别论述它们的药性，其中茯苓、雷丸、紫芝、木耳等迄今仍在使用。IgNNN,N,N~．．《齐民要术》(A．D．533～544)，记载了制曲酿酒的方法，系统论述发酵工艺，堪称空前巨著。隋朝的《太上灵宝芝草品》(A．D．581～618)一书中虽杂有鬼怪迷信内容，但它还记录了灵芝属、假芝属、~’LNN、大孔菌属、蜂窝菌属等，图文并茂，堪称最早的多孔菌专著。距今1000多年的唐代，孙思邈的《干金方》中，记载有关头癣问题。在宋代，中国先民已了解“红曲，，菌的特性，既可酿酒也可调味，是我国民间所创保藏菌种的一种伟大的独特方法。北宋唐·Ig．~-fNN《证类本草》(1108)，集宋代以前菌类药性研究和药方之大成。元代《王祯农书》(1313)，在“菌子，，篇中记载了有关香菇的栽培方法，4-m中种香菇，亦用此法。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(1578)，记载的真菌药材已达34种，并进行了分类，可代表当时中国真菌研究水平。清朝蒋廷锡等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(1726)，是中国古代卷册浩瀚的大型百科全书，辑录了清代以前的蕈菌文献。此外，还有蕈菌专籍出版，如陈仁玉的《菌谱》(1245)，潘之恒的《广菌谱》(1593～1646)，吴林的《吴菌谱》(1683)。总而言之，在古菌物学时期，中国先民识别利用真菌的历史悠久，地域辽阔，方式多样，群策群力，文献累累，成就煌煌，世界仰慕，饮誉环球。
但是到了清王朝的最后两三百年，晚清封建王朝的固步白封及闭关锁国政策，导致了外国列强的集体入侵，疯狂掠夺资源，致使国力尽失，国弱受辱，科学江河日下，菌物研究式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百废待兴，导致我国现代菌物科学的发展起步较晚。虽然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各种古籍中，未见“菌物，，或“真菌”名称的出现，但是不等于说中国先民不重视菌物。实际上，中国各代先民对菌物的研究都极为重视并有大量文字记载。不过他们对大型真菌的名称按中国文化和习俗的特点，使用得非常复杂多样，如：芝、耳、伞、菰、燮、苘、桶、菌、菇、蕈、蘑，三秀、土菌、天花、五芝、石耳、竹肉、竹蕈、负苞、块菌、杉菌、松茸、香蕈、鬼孟、鬼盖、桑鹅、舵菜、蓊茈、藿菌、蜀格、瑞草、靼蕈、蝉花、摩姑，天花蕈、白杵子、地耳、地苓、灰树花、羊肚菜、杨栌耳、皂荚蕈、驴窝子、青腿子、草钉子、猴头菌、醉香蕈，冬虫夏草等，对学浅识薄的人造成一些错觉，在所难免，特别是对那些不懂中国文史的外国人，更是有如进入五里雾中。
关于我国先民对真菌的知识只能就已有的记载和经验去考察和探索。但在古籍中，除语言、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障碍外，对于真菌很少有系统的记录(菌谱中的食用菌除外)，其余多是零星记录。至于酿造和医药方面有关利用真菌的知识见于记录的不多，一向保密。但是，可以肯定地说，在医药、酿造及人工种菌(栽培)方面，如果对被利用真菌的生理没有适当的认识，就无法利用它们。这些认识大多来自观察和经验，可惜过去少有人去深入研究，把所得的认识或实践提高到理论，以致在真菌利用上，特别是在清末一直停滞不前，缺乏向前发展的动力。
但是，对于现代中国菌物学的发展历史，学者们却给予了相当的重视，经常在讲演和(或)撰写文章时进行宣传，如魏景超(1948)撰文总结了20世纪初期中国真菌学发展概况。戴芳澜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(1951)和苏联科学院(1955)宣讲了中国真菌学研究工作的过去和展望。余永年(1982)曾发表“真菌学的250年”，阐述其发展历程，以推动和加快学科发展。裘维蕃非常关心中国菌物学的进步，抓住一切机会用口头或笔头进行宣传和鼓励(裘维蕃，199la，1991b，1996；Chiu，1992；裘维蕃和余永年，1998)。王云章高度重视中国真菌学的发展历史，他在《中国植物学史》一书中全面、深入、系统地介绍了“中国真菌学史”(1994)，主要涵盖8部分：①概述，②真菌系统分类学研究，③真菌生理的研究，④真菌细胞和遗传的研究，⑤食、药用菌和毒菌的研究，⑥医学真菌的研究，⑦真菌病毒的研究，⑧其他。英国的The必ycologist(《真菌学家》)杂志编辑部特向王先生约稿，后来以(古代中国的真菌学)在英国发表(王云章，1980，1983，1994；Wang，1985，1987)。
自《中国菌物学100年》